[19]经济存在着明显的、严重的持续性失衡问题，根源在于社会方面—社会管理还没有完全从旧体制转变出来，没有建立起适应新型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具体包括城乡二元分割、缺乏相应的利益代表和协调机制、教育行政化和人力资本水平过低、公共卫生和医疗制度落后、文化等第三产业受束缚严重等，认为内容广泛的社会改革将取代狭义的经济改革而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30}。
在谦恭有礼的文明时代，人民普遍享有安全与幸福，没有多少机会磨练培养藐视危险，以及耐心忍受辛劳、饥饿与痛苦的美德。{59}关于道德普遍规范的研究，参见James R. Otteson, Adam Smith's Marketplace of Lif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英]加文·肯尼迪：《亚当·斯密》，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18} 斯密的这段陈述可谓字字珠玑，不仅包含了自然法理学的定义、内容，还暗含了看似矛盾的两套逻辑：即自然和历史的逻辑。当我们被自然的原则引导去增进某些凑巧是某一精巧开明的理智也会建议我们去追求的目的是，我们很容易把让我们得以增进那些目的的情感与行为归因于那理智（reason） ,把那理智当成是那些情感与行为的动因，乃至把事实上属于上帝的智慧造成的结果，想成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弗格森是爱丁堡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他也是另一位在历史中产生过有力影响的伟大苏格兰人的朋友，这位苏格兰人是亚当·斯密，他的思想领域在一些地方也触及到了我们的问题。权威原则的真正根源在于同情（ sympathy）的社会心理—其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或者其理论体系的万有引力。而虚荣也自可在社会法庭和无偏旁观者法庭的审判中得到矫正。
即便是最贫苦的人得到最有钱有势的人的侵害时，也能够得到赔偿（ redress ），尽管在个别情况下并非完全符合正义的规范（irregularity），但是为了避免更大的邪恶（evils），我们还是对他们臣服。{4} 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人们对德性不同方面的重视程度总会表现出或大或小的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习惯和风尚动摇了道德的自然基础。{11}在斯密看来，社会并非人为之物，而是自然的存在，具有超越的意义。
他在这里所采取的态度与对古今诸道德哲学体系（亚当·斯密语，systems of moral philosophy）所作的评述是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斯密拒绝了现代自然法传统中的社会契约论。在这里，财富以及世系的高贵不为人所知。而文明社会则属于历史的范畴，是实存的、政治的制度。
因此，若要准确把握斯密的意图，必须首先考察他对自然法理学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个问题，这些对后世影响重大的政治社会理论普遍地采用了自然状态—社会契约—政治社会（politicalsociety）的解决方式。
在谦恭有礼的文明时代，人民普遍享有安全与幸福，没有多少机会磨练培养藐视危险，以及耐心忍受辛劳、饥饿与痛苦的美德。{59}关于道德普遍规范的研究，参见James R. Otteson, Adam Smith's Marketplace of Lif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英]加文·肯尼迪：《亚当·斯密》，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18} 斯密的这段陈述可谓字字珠玑，不仅包含了自然法理学的定义、内容，还暗含了看似矛盾的两套逻辑：即自然和历史的逻辑。当我们被自然的原则引导去增进某些凑巧是某一精巧开明的理智也会建议我们去追求的目的是，我们很容易把让我们得以增进那些目的的情感与行为归因于那理智（reason） ,把那理智当成是那些情感与行为的动因，乃至把事实上属于上帝的智慧造成的结果，想成是人类智慧的结果。
弗格森是爱丁堡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他也是另一位在历史中产生过有力影响的伟大苏格兰人的朋友，这位苏格兰人是亚当·斯密，他的思想领域在一些地方也触及到了我们的问题。权威原则的真正根源在于同情（ sympathy）的社会心理—其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或者其理论体系的万有引力。而虚荣也自可在社会法庭和无偏旁观者法庭的审判中得到矫正。即便是最贫苦的人得到最有钱有势的人的侵害时，也能够得到赔偿（ redress ），尽管在个别情况下并非完全符合正义的规范（irregularity），但是为了避免更大的邪恶（evils），我们还是对他们臣服。
{4} 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人们对德性不同方面的重视程度总会表现出或大或小的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习惯和风尚动摇了道德的自然基础。他看到了古典的法律学说与格老秀斯之间的差异，但他并非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去理解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法律在各自体系中所具有的不同意涵，或者关于秩序的不同理解。
{44}所谓的四阶段理论指的是将社会的历史区分为四个阶段：狩猎社会、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但是在17、 18世纪英国的政治话语中，Civil Society是不同于society的概念。
斯密谈到了野蛮社会和古希腊的弑婴行为。洛克仍然是某种程度的霍布斯主义者：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密不可分，由于没有共同的裁判者，战争状态随时都可能爆发，并且一旦开始便会持续下去{32}。对政治社会来说，与违约比起来，不忠和叛国是严重得多的罪恶，要遭受更加严厉的惩罚，所以，背约和不忠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的确，斯密对权威原则的阐释出现在《道德情感论》第一章的最后一节：论钦佩富贵与藐视贫贱的心理倾向腐化我们的道德判断。下文中的文明社会均指Civil Societyo {3}关于亚当·斯密对基督教决疑主义和18世纪之前的自然法理学的批评，请参见Adam Smith, The The oryof Moral Sentiments, Liberty Fund, 1982, pp. 329～340。一个人获得权威的来源仅限于他的年龄以及生产技能的卓越，而且影响相当有限，因为这两者随着个人的死亡一并消逝。
所以，自然状态是一种尽管自由但经常充满恐惧和危险的状况（洛克，《政府论（下篇）》，P. 77）。洛克便这样重复了霍布斯的逻辑：避免这种战争状态是人类组成社会和脱离自然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洛克，《政府论（下篇）》，P. 14）。
斯密特意指出，财富不均对游牧时代所起的作用比它对此后时期所起的作用大得多。{30}前注{12}，Adam Smith书，第397页。
亚当·斯密与同时代的苏格兰哲学家（如大卫·休谟、亚当·福格森等）一起抛弃了契约论的思考方式，他们在道德哲学中用一种历史的眼光来思考社会{10}，从而赋予社会以新的意义和生命。当斯密为德性（ virtue）（以及道德）寻得一个不同于古典的人性基础{51}，他与古典学问之间的决裂便是根本上的。
{61} 财产在少数家族积聚起来，财富和影响力均成为世袭之物。他在这个题目上的讲授内容包含着后来以《国富论》为题出版的著作的主要思想。对牛羊的占有就产生了财产的不平等。David Hume, Of OriginalContract, in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berty, Liberty Fund, 1985. {37}参见前注{12}，Adam Smith书，第403页。
法律和政府为那些增加财产的人们提供保障，让他们能够安全地享用成果。智慧与德行也因它们有助于提高人类需求而为人们所赞誉。
[ LJ （B） P.322]所以在战争社会里，首领身强力壮，具有超人一等得体力。无论是前社会、前政治的自然状态还是政治社会都是一个相对僵硬、静止的理念形式，处于相对反的两个极端。
他从这种观点出发，考察了商业、财政、宗教和军事建制有关的各种政治制度。这意味着社会冲突增多、变得日益复杂，亟需一个更加强有力的政府来执行司法职能。
这个主题的作家还有科西男爵，他是普鲁士人。{67}对个人来说，伦理秩序和自然正义永远只有在历史中才可能显现。{23}前注{12}，Adam Smith书。他们虽然生产方式低下、贫穷而且脆弱，但已经完全具备了一个社会所应有的秩序：正义以及对不义的惩戒。
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中，Juris-prudence具有特别的含义，特指他所谓的自然法理学（Natural Jurisprudence），即研究应该成为所有国家法律的普世原则的科学{12}。道德完善、幸福宁静（tranquility）的实现是个人生活的目的，而非政府的义务。
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早在1751年爱丁堡大学的讲座中，斯密在就已经使用了此一说法。在他们看来，Civil Society与Society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同一个契约的产物。
古往今来，没什么行为比伤害一个婴儿更为残忍野蛮的了，但无论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均对此加以赞许，认为是地方民政长官应予鼓励的行为。{27} 根据Knud Haakonssen对德意志法理学背景的研究，柯西男爵与斯密的法理学体系有诸多类似之处，其中之一便是对自然状态的拒绝：在他对道德哲学最原创的贡献之一中，科西着手推翻自然法理论，认为它是社会性的法律。